沃伦：亚德孤注一掷重击科瓦列夫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刚性约束下，我国企业未能同步提升产品设计、品牌运营、营销管理能力，导致我国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

就像空气污染，排污时无代价，污染本身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可结果损害的是别人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只有浙江以中国的制度为背景、江苏以印度的制度为背景，黄亚生的类比才能成立。

现在印度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依照上一节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我们确实可以结束一切中印对比的具体分析，确实可以结束一切关于印度经济如何不行的分析，从而把目光，仅仅放到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更快发展还怎么可能？另外，在过去的40年里，印度经济的重心和比例，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印度的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加严重。还有一些人认为，权威之乱和民主之乱都不会出现，中国经济也许会有危机，但中国的发展势头不会有大问题。19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步伐，印度也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就是说，40年内，中国从经济总量1倍多于印度，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我们中国人老说崇洋媚外，这个崇洋媚外也许包括东洋的日本经济，但决不可能包括印度经济，印度经济实在没有什么可媚之处。因此，坚持商业、教育、艺术等等领域与政治领域有所区分，不是指这些领域不要去管政治，更不是指它们必须用非政治来要求自己，而是指应该明确坚持，政治这个领域不过是社会多个领域中的一个，它不应该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不应该成为宰制它们的粗暴、专横的力量。

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国家权力是对其他领域影响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从身份和经济实力上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但是，社会精英并不自动就是在起社会作用的好公民。首先需要的就是，任何领域中的优势都不应该转化为另一个领域中的优势。

它需要由制度、规则、规范和习惯行为来维持。但是，在自由市场的精英们不想对抗政治专制、也对形成民主社会力量不感兴趣的情况下，财富本身便会成为专制的帮凶，甚至成为另一种专制的形式。

建立这些制度和价值只能通过法治和民主政治才来实现，而这正是一件所有的公民，包括企业家和商人，都应该积极参与的事情。文艺复兴时期的在商言商为商业领域选择和确立的价值观是追求财富是正当的，但财富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在今天的中国，公民商人这个早期的重要政治含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商人或企业家指的是那些纯粹从事金钱商业活动、以赚钱为业、以牟利为最终目标的人士。不同社会领域的区分，不仅造就了自由，也造就了平等。

今天美国的比尔·盖茨、戈登·摩尔、沃伦·巴菲特，都延续美国本土的一些早期实业家的传统。商业的自由使得政客不得因为眼红商人手里有钱，想方设法出台什么政策，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们，他们要在各自领域中享有自由和平等权利。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指出：财富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不但对拥有它的人是一种荣耀，而且也是实践美德的手段，有助于他们的儿孙后代，他们可以利用家财轻而易举地获得有尊严和显著的地位，犹如我们的诗人所说‘出身寒门的才子很难平步青云。

人们同时生活在不同的领域中，不同的领域必然经由他们相互影响。商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生存和繁荣的根基，但基督教的财富观，尤其是圣法兰西斯倡导的守贫观与城市的市民生活严重脱节。

19世纪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对美国的公民素质和公民社会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只要存在权钱勾结和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有效的市场经济。

从这一点来说，在商言商已经从它历史上的政治变革动力蜕变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美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以公民社会自治为主要特点的，这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人数众多的精明的公民，也造就了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和公民商人，也可以叫他们公民企业家。因此，为了我们自己，更重要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加我们的财富，因为在哲学家的眼中，财富属于美好事物之列，而且与幸福密切相关。他感叹普通美国公民的民主知识和实践能力，认为他们对政治懂得比欧洲的政治家们还多。由于完全没有政治抱负，它的最高成功目标只能是赚钱，它的基本价值也只能是赚钱就好和为赚钱而赚钱。这种对权力的迁就与公民社会要影响和制衡权力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这时候，他们只能向政府的另一些部门申诉，或者以公民共同的声音来抗议政府。学术自由造就了学问、知识或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

他们的事业和理想是美国人对社会理想的一种象征，因为他们是巨大发展时期朝气蓬勃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所产生和培育起来的。我对美国人在解决来自联邦宪法的无数难题方面表现的高超知识和能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商业或商务（business）的最初意思是公共事务，而任何公共事务都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事务。这种想法主张，只要把本行的事情做好了就行，至于其他的事情，尤其是过问政治，那只是无用的多管闲事，既然管了也没用，那还不如不管，不必自找麻烦。

这些生意人确实非常精明，但他们的精明是用在为自己发财，甚至发不义之财上。正如沃尔泽所说，每个领域的成员都应尽力保护自己，但当他们受到威胁时，他们最终还是得要求国家的保护。正如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贪婪论》中所指出的，贪婪或占有欲是人的本能，追求财富是符合人性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物质占有欲和财富是市民生活、国家和文明的基础，否定财富、否定人的占有欲就是动摇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生活的根基。无论是为了求自保而躲避政治，还是求发展而依附于政治，政治总是在那里，你不改变它，它就一定会改变你。

而且，社会精英更不等于是社会正义的推动者和积极变革的领导者，至少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商业精英是不可能担当这种社会角色的。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上提倡企业人士应该在商言商，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指出的，多种社会领域的区分和真正自治、自主、自理，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自动趋向，而是民主政治及其价值观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区分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传统，但维持和确保领域间的区分却是国家在管理社会时应尽的一项职责。

他们与政治权贵结成不神圣的同盟，是公众利益的损害者。商业领域是新兴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中的市民自治、自理有助于完善整个市民社会，也有助于提高市民普遍的自我管理能力。

公职服务领域的自由同时确立了应以才德和能力，而非部属、门庭、裙带关系加入竞争的平等原则。这个意义上的商人或实业家与人们今天所熟悉和鄙视——尽管在心里暗暗羡慕——的生意精是不同的。期待企业、商业领域能与政治分离，在其他领域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这是一种以专业主义为名的犬儒主义，与大学里的只谈专业、莫问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反对公知多管闲事互相呼应。企业家和商人是社会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是最经常有需要、最有能力用花钱的办法来摆平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的人。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现代商业开始发展出自己独立领域的历史时刻，在商言商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这些都无疑是最早的在商言商的政治见解。

许多口喊在商言商的企业人士其实是很懂政治、也很善于利用政治的。他们是从欧洲旧世界所未见到过的一种社会状态中诞生的，他们是美洲新世界的特殊产物。

越是躲避就越可能把一切交给政治，或者就是按照现在的样子与它结成不神圣的同盟。中国企业界人士有的并不认同这样的在商言商，并且已经有所抵制，因此没有理由对公民意识在中国的觉醒抱悲观的态度。